AD经典：新德国国会大厦/福斯特建筑事务所

作者 David Douglass-Jaimes | 译者 舒岳康 - SHU Yuekang

此文原发表于2015年11月2日，浏览我们的AD经典页面，查看更多其他经典建筑作品背后的故事。

正如诺曼•福斯特在他公司的专题 Foster 40里提到的，“我们对国会大厦的转变是根植于四个相关问题上：德国联邦议院作为民主议会的重要性、对历史的解读、对公众亲民的承诺以及一个活跃的环境议程。” [1]福斯特的描述听起来十分简单，但设计新德国国会大厦的过程确实是在这建筑悠长复杂而具有争议的历史中最新鲜的注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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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大厦最初是为德意志帝国议会所设立，但在建造开工前就遭到了质疑。1871年国会大厦设计竞赛正式发布时，位于柏林的选址恰好是普鲁士拉辛斯基伯爵的宫殿，当时没有人想到要告知他这个计划。[2]拉辛斯基伯爵拒绝在世期间出售他的土地，同时委任的设计师因拥有一半俄国血统的设计师而遭到反对，导致计划被搁浅。1884年，第二个设计竞赛限定会说德语的建筑师参加，并最终由保罗·瓦洛特Paul Wallot获胜，建造正式拉开帷幕。瓦洛特的新古典设计历经了许多修改，主要来自改造期间在位的三届德国皇帝，并最终在1894年完工。[4]其中，作为瓦洛特设计中最著名的元素，即入口处的山墙上“Dem Deutsche Volke”（“为了德意志人民”）的题词最初被德意志皇帝认为是让人厌恶的民粹主义，直到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以爱国主义的象征添加上去。[5]

自建成以来，该建筑在世界历史场合中扮演了许多重要的角色。1933年的国会纵火案，据说由荷兰共产党设定，允许希特勒掌权。之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接近尾声，苏联人将遭到严重破坏的国会大厦作为宣传照的布景以重新演绎他们的城市的掌控。战后，由于该建筑位于冷战的前线，即柏林墙的西边，恢复重建进展缓慢。西德政府同意不在国会大厦内举行任何联邦议院会议，以换取东德放松进入西柏林的限制。因此，重建大厦作为最终议院会议的建筑的计划在1971年搁置了。 [6]在历史的最后一次转折中，艺术家Christo和Jean-Claude将整个国会大用巨大的纤维布包裹。之后，由诺曼·福斯特建筑事务所接手改建工程。

德国统一之后，议会经过两次投票决定搬迁首都至柏林，并将国会大厦作为德国议会，即联邦议院的所在地。1992年，诺曼·福斯特建筑事务所与其他十三家非德事务所，以及80名德籍建筑师，受邀参加设计竞赛以改建国会大厦。福斯特难以拒绝，但也怀疑一个非德藉建筑师能否赢得竞赛。最终，三位决赛入围者:福斯特、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 Santiago Calatrava）以及皮·德·布鲁因（ Pi de Bruijn）均为非德籍建筑师。福斯特最初的竞赛设计主要用钢和玻璃顶包裹着原来的结构，并向北拉伸与施普雷河产生联系。正如迪耶•萨迪奇（Deyan Sudjic）所描述的，“就像一个巨大的桌子笼罩在国会大厦之上，这会彻底改变它的意义，将整个项目描绘成对过去的缅怀，同时又展示驶往未来的希冀。” [7]

随着人们德国统一的兴奋消退，重建国家基础设施的财政现实才开始显现。三位入围者不得不在第二轮竞赛中削减方案的成本预算。除此之外，竞赛委员会还拒绝提供方案建筑的预算，因此相比于在原来设计上做出调整，这也是其他竞争者的做法，福斯特则是从头开始，提出了四种可能的方案，包括“一系列估计以确认建筑能实现多少。” [8]其中一个方案最终被挑选用于建造。但这更像是19世纪原始构筑的过程，竞赛的落幕往往不意味着设计工作的结束。

作为国会大厦，几乎每个从主要决策到琐事细节，都有着政治意义。没有比穹顶更意味明显的政治形式了。然而福斯特获胜的方案设计中并没有穹顶。不过在比赛结束后的第一时间，一些议员就开始商议着重建原来的穹顶。正如萨迪奇叙述的：

“原穹顶的每个痕迹都被战火硝烟、忽视以及战后重建所摧毁。为实现一个使它能恢复过往的真正重建，这与福斯特以往信奉的所有建筑法则都相悖。然而，对于一个声势浩大且有影响力的德国少数势力，建造一个没有穹顶的国会大厦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9]

尽管他最初拒绝考虑添加一个穹顶，但一位德国建筑师提出的单独重建具有历史重要意义的穹顶，威胁到了福斯特对建筑内部空间的想法，于是他开始探索了称之为“拱顶”的想法 [10]这不仅仅是政治家们主观的突发奇想。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一再坚持要求室内要更明亮的配色方案，而不是福斯特最初提出的白色和灰色配色。甚至议会厅内的雄鹰雕塑当初决议时也有备受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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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正是这具有争议性穹顶，或者说拱顶，最能全面地展示福斯特对该项目的理念。拱顶是整个建筑最公共的部分，同时为下方的国会大厦议院工作提供了视觉联系。尽管福斯特最初犹豫不决，这是该建筑可持续战略的功能部分，同时也是对该建筑历史的致敬。穹顶是福斯特对这座历史建筑最明显的改建证明。虽然这是对建筑历史的认可，但形式却是全新的。明净的玻璃包裹着、沿着外围空间螺旋上升的坡道，明确定义出穹顶空间，并将游客引导至观景台，为游客提供一个眺望柏林城景的绝佳观景点。同时，穹顶底部的天窗直接向下方议会开敞，为正在办公的政府机关提供视觉联系。穹顶中央由镜面板组合成的倒置圆锥反射周边自然光，以进入下方议会，同时利用建筑内部的通风将热空气从穹顶顶部排出。

尽管拱顶的成功十分耀眼，建筑内部的其他改造也是十分重要的。该设计能将国会大厦的议会功能空间整合为一，其中对议员们来说最明显的是“派系室”，各个党派聚集在这里一起举行会议并讨论政策。[12]除此之外，福斯特有意保护建筑中许多历史层面的遗留物，最明显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石墙上苏联士兵们潦草记录的西里尔字母涂鸦。同时，福斯特特别注意到，公众和政客一同在雕刻着“为了德意志人民”的古典山墙下的主入口进入到建筑物这一特别的象征意义。 [13]

最后，国会大厦的成功在于福斯特能够与要求苛刻且经常互相矛盾的各个客户中达成妥协。尽管带有这些妥协，福斯特依然对最终结果感到十分自豪。正如萨迪奇所描述的：“福斯特对建筑的象征性有着精准的把握，并能超越预期在明显的功能定位之外大做文章。如果要问他自己哪个作品是最成功的，他一定毫不迟疑回答新国会大厦。” [14]
翻译：杜慧婷

[1] Foster, Norman. Foster 40: Projects. Munich: Prestel, 2007. 148.

[2] Pawley, Mart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Reichstag.” Rebuilding the Reichstag. Woodstock, New York: The Overlook Press, 2000. 38.

[3] Pawley, 39.

[4] Pawley, 39.

[5] Pawley, 40.

[6] Pawley, 56.

[7] Sudjic, Deyan. Norman Foster: a life in architecture. New York: The Overlook Press, 2010. 201.

[8] Quantrill, Malcolm. The Norman Foster Studio: Consistency through diversity. London and New York: E & FN Spon, an imprint of Routledge, 1999. 172.

[9] Sudjic, 202.

[10] Sudjic, 203.

[11] Sudjic, 207-210.

[12] Quantrill, 172.

[13] Foster and Partners. Foster: Catalogue 2001. Munich: Prestel, 2001. 133.

[14] Sudjic, 197.